现代官僚制是“恶的放大器”而非“恶的根源”

官僚制本身中性，但它通过**碎片化、非人格化和流程合法化**，能系统性地放大恶行规模，并同时为参与者提供心理和制度上的“免责金牌”。它将道德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，将“该不该做”转化为“如何高效做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