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刷术的发明没有导致科学革命，因为印刷的内容由权力决定

技术本身不决定结果，技术被什么制度力量使用才决定结果。中国的印刷术被用来大规模复制儒家经典和科举范文，实质上成了超稳定结构的"自我复制工具"；欧洲的印刷术则被用来传播多元化的科学论文、宗教异端思想和政治小册子，加速了知识公共化和思想竞争。同一个技术，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。这个洞察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——互联网、AI等技术的后果，同样取决于谁控制内容、什么内容被激励传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