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革往往始于对具体“恶”的尖锐批判，而非宏大蓝图的提出

路德没有一开始就写一部《基督教新体系》，而是死死咬住“赎罪券”这个具体、可感、人神共愤的靶子。巨大的系统变革，其杠杆支点往往是一个极其具体且能引发广泛共鸣的不公现象。瞄准具体之恶，比描绘抽象之善更有动员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