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不写坏人"是一种美学选择，而非道德判断

汪曾祺说他"不写坏人"，这常被误解为"美化现实"。但实际上，这是一种美学选择——他选择书写的是"人性中可以被理解的部分"，而非"人性中需要被审判的部分"。这种选择有其边界（不适合写历史恶行、社会犯罪），但在其适用范围内，它能呈现一种"温柔的理解"——这与鲁迅式的"冷峻的批判"构成了互补，而非对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