暴行的规模不决定它的记忆，记忆的制度化才决定

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与奥斯维辛大致相当（甚至可能更多），但后者在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地位远超前者。差异不在于暴行本身，而在于谁有权定义「值得记住的历史」——以色列建国、犹太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界的影响力、纽伦堡审判的彻底性，共同将奥斯维辛铸成了「暴行记忆的原型」。南京大屠杀的边缘化不是因为它不够惨烈，而是因为受害者群体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缺乏定义记忆的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