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现代性”诞生于灾难的“应激反应”

许多我们视为“进步”标志的现代制度（主权国家、国际法、议会民主），其直接起源并非崇高的理性设计，而是对宗教战争、革命恐怖等毁灭性灾难的痛苦反思和应激性补救。历史的“创造”常常源于对最坏情况的恐惧，而非对美好未来的纯粹向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