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写战争，写战争中的厨房——这是最高级的批判

阿伦特分析艾希曼时说「平庸之恶」——不是因为特别邪恶，而是因为不思考。杨绛在文学中做了同样的事：她不写「恶」，写「日常」；不写「思考的缺失」，写「生活的延续」。两者共同指向一个真相：最大的灾难不是来自极端的邪恶，而是来自日常的平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