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录消亡本身就是对消亡的不接受

贾平凹花十年写一部关于乡村消亡的小说，这个行为本身就包含一个矛盾：如果消亡是「自然的」，为什么要记录它？如果它不值得记录，为什么要花十年？记录行为本身说明记录者相信消亡「不该被遗忘」——但这种「不该」从何而来？它来自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，还是来自对消亡本身的无力反抗？文学记录可能既是「见证」也是「挽留」——明知留不住，仍然伸手。这种「明知无用仍要做」的姿态，或许才是文学最深的伦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