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为问题的生物学视角不应消除个人责任，但应该改变我们对"努力"的理解

这本书最微妙的方法论立场是：它提供了大量"行为有生物学基础"的证据，但始终避免走向"一切都被大脑决定"的决定论。它隐含的观点是：理解生物学基础不是为了免除责任，而是为了更精准地设计干预——就像理解糖尿病的胰岛素机制不是为了说"病人没有错"，而是为了知道该注射什么。这与Damasio在《笛卡尔的错误》中的立场形成共振：生物学理解和人的能动性不矛盾，真正的智慧在于知道什么时候该用生物学解释、什么时候该坚持人的主体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