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大病灶不是"不求真"，而是"求真与资鉴的割裂"

梁启超发现清代考据学把"求真"做到了极致（文字训诂、版本校勘），却完全忽略了"这对我有什么用"——而此前的资鉴派又只关心"有用"而不在乎"真假"。真正的史学应该在两者之间架桥。这个洞察直指今天"学术研究与现实脱节"的老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