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仰是制度的种子，但制度会杀死信仰

伯尔曼揭示了一个悖论：革命产生的新信仰必须被制度化才能存续，但制度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信仰被稀释、被惯例化的过程。教皇革命的最初理想——教会独立于世俗权力、法律服务于良心——在50年内就变成了法学家的技术性操作。这个过程不是失败，而是制度的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