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律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它被违反时的反应

本书记录的每一次刑法修订，几乎都源于"法律被实践突破"——类推制度被废除，是因为类推的滥用产生了大量不公正案例；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，是因为无数次"无法可依"的教训。这与卡多佐在《司法过程的性质》中的论述形成共振：法律的演进动力往往不是来自立法者的前瞻性设计，而是来自法律被违反后的反馈机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