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大的危机不是灾难本身，而是我们用来理解灾难的旧故事

气候变化、生物技术伦理等全球性挑战之所以应对乏力，根本原因是我们仍在用18世纪的民族国家框架和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叙事去理解和应对它们。工具和问题的尺度不匹配，导致行动瘫痪或南辕北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