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权书写谁的历史

杨本芬写的是母亲，但我们读到的毕竟是"女儿眼中的母亲"。这提出了一个伦理问题：当亲历者已经去世，"代写"能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一个人的主体性？这不是杨本芬的错，而是所有传记写作的结构性困境——我们永远只能通过他者的眼睛看一个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