致死性不取决于恐惧的强度，而取决于恐惧被放大的制度基础设施

同样强烈的恐惧，在英格兰（陪审团制度）和在德国（纠问式法庭）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死亡人数。决定暴力规模的不是情绪强度，而是制度基础设施是否提供了将情绪转化为暴力的渠道。这意味着预防暴力的关键不是"降低恐惧"，而是"阻止恐惧找到放大器"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