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你需要证明痛苦才能获得帮助时，证明本身就是一种暴力

制度要求你用它的语言来描述你的痛苦，而这个翻译过程本身就在剥夺你的主体性。你不再是一个有完整故事的人，而是一个需要被格式化为特定字段的「案例」。更残酷的是，你必须成功地「表演」足够多的痛苦来通过评估，同时又必须表现得足够有能力来证明你未来可以工作——这两个要求在逻辑上互相矛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