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未来牺牲的人往往被未来抛弃

鲁迅笔下的革命者常常被他们试图拯救的人所杀害（如《药》中的夏瑜），这不是个别悲剧，而是启蒙的结构性困境——被启蒙者可能永远不会理解启蒙者的牺牲，甚至会将其消费。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宗教大法官对耶稣的质问形成呼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