暴行的规模不取决于施暴者的邪恶程度，而取决于制度对暴力的习惯化程度

张纯如的分析暗示了一个不安但重要的事实：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不是因为日军中"恶魔"比例特别高，而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在训练、组织和文化层面为暴力提供了系统性的"习惯化"条件。理解这一点，就理解了为什么"坏人不多但坏事很大"——制度的力量可以把普通人的暴力潜能放大到惊人的程度。